我的抗战经历

张建奎

    我本是广州最古老的中学之一,石室圣心中学学生(现广州三中),1937年“77事变”那年的九月刚升上高中三年级(17岁),1938年春夏之间,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差不多一年,敌机日夜对广州进行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无心备考毕业试的我立志从军抗日,适逢黄埔军校十五期在穗招生,面对国家危难,我心怀报国之志,乃决定弃文从武从此走上军旅生活。1939年12月25日在广西宜山毕业(广州已沦陷)被分配到步兵学校,经过三个月的严格培训后留校担任步兵重兵器及沙盘作业的教官。

    抗战初期,不少国军缺乏战车防御炮装备,步兵学校受命组建三个战防炮团分赴各战场协助友军作战,建制仍归步校,不属其他任何部队(那时我还未入军校)。随着抗战的持续,数年间已有不少人员伤亡。1942年5月,我奉调接替二团三连连长职务,初由湖南常德一直转战湖北宜昌、沙市一线,在四个多月的战事中,直至我负伤为止本连共击毁敌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四辆,摧毁敌军水泥地堡六座,我连副连长最早负伤,一位排长阵亡,士兵伤亡不少。十月十七日(那是我在战场上永不忘记的日子),在一个名为三里铺的地方,我正指挥部队转移阵地时,被敌迫击炮弹片击中后脑,当即不省人事,醒来时只觉被包扎着,得知自己因伤势较重在一野战医院里留医,团长命令将我送回步兵学校医务处进行疗伤,回到步兵学校后(贵州遵义)我即电报家中派人前来照顾我,家里即由一位在韶关任军民医院院长的堂兄赶到步校。他建议将我送回广东治疗,步校即派两位担架兵、一位护士随我堂兄护送我回广东军民医院治疗,经详细检查,除头部被掀起一块头皮外,后脑骨轻微损伤,幸未伤及脑神经,而左下唇穿一孔,左腿进了两块弹片。因当时我较年轻,身强力壮,所有伤口只需时一个多月痊愈了。但却仍然不能起床,每当一坐起便觉天旋地转,即需卧床。据医师告知,因我脑部受到严重冲击而致脑震荡,故须慢慢调养才能逐渐恢复,故我堂兄即送我回家乡养伤康复,在家足足养了八个多月才逐渐恢复正常。康复后我即持受伤证明到韶关找到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黄世途中将(解放初曾任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请他安排我在广东部队工作(据经验,凡是战防炮受伤军官,伤愈后都必重回步校任教,因我不再想回步校继续担任枯燥无味的教官工作,希望能上前线杀敌卫国)。黄很高兴即调我任所属惠龙师管区野战兵第一团任第一营少校营长,该团驻在紫金河源一带,有时推进到惠阳、博罗等半沦陷区一线活动。1944年冬,七战区长官部成立东江行署,由缪培南中将任主任,他亦是东江一带最高的军政长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就读初中时,我父亲曾带我去拜访过缪,当时他任陈济棠的参谋长,亦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曾以后辈及营长身份多次拜访过他,而缪见到我这个后辈亦很高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缪任惠阳、博罗、东莞、宝安、海、陆丰等县的受降长官。(接受日军104师团)东江行署即成立由杨声上校组建的前进指挥所,率领一班参谋人员及警卫连,直抵惠阳向日军递交受降命令、备忘录及部署受降事宜。缪培南身边除数名贴身卫士及六名宪兵外,另在惠龙师管区两个野战兵团挑选24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组成冲锋枪队,分别由两名中尉军官率领。缪培南并指名由我统一指挥。于1945年9月8日随缪培南乘电船由龙川直驶惠阳县城,于10日晨抵包公码头,受到进驻惠州地区各县的63军军长张瑞贵及各县县长和一些知名乡绅们的欢迎。缪入住惠阳县政府(惠阳曾数度沦陷破坏,县城破旧不堪)受降地点设在很破旧的原一间大戏院内,门前广场上坚起一支旗杆。11日一早广场已围满了惠阳县城的居民。9时正,缪培南由张瑞贵、惠龙师官区司令罗献祥少将及各县县长陪同步行至广场,举行升旗礼后,即进入会场内。当时会场内由我指挥的24名冲锋枪手各自进入警戒位置,受降官坐在舞台前正中央,两旁是张瑞贵中将与罗献祥少将,会场内坐满了63军团以上军官,各县县长、乡绅们以及进驻惠阳各军政人员。会场肃静后,缪示意杨声上校命令投降日酋进场。日军104师团长已到广州随其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华南最高受降官张发奎上将投降,故由其参谋长(少将)向缪培南签字投降。这些日军军官除为首的少将参谋长携一军刀进场外,其余的数个大佐、中佐的军刀均已缴交63军,只有徒手进场,向受降官一字排开。那个参谋长向前一步,向受降官一鞠躬后,即将其军刀双手奉给缪培南,由缪的副官代接,并递给这个日酋一纸命令,令其在此投降书上签字。

    当这些日本投降军官进场时,均佩戴着军衔及胸前挂着功勋表。杨声上校十分气愤,因他忙于进行工作,一时间忘记命令这些投降日军不准挂军衔及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功勋表进场。在这种场合,这些日本军官仍然气焰嚣张,杨声即吩咐我要在会场门口收缴这些日军军衔及功勋表,我当即站在会场门口,当这些日酋退场时,当离我约两米远的地方,我用马鞭在地上一指,命令为首的日军官少将参谋长原地站着,然后示意站在我身旁的两位宪兵向前摘取该日酋军服上的肩章军衔及勋表。该日酋曾下意识地想用手挡,但两位满脸沉色、双目怒视、表情气愤的宪兵用力将其手格开,用力将其肩章及功勋表扯下,力量之大连军服都被扯破了,我当年身高1.80米,沉着面,双目逼视着这个日酋,该日酋敢怒不敢言,后面跟进的日酋见状,纷纷自动摘下肩章勋表交给宪兵,一扫以前的嚣张气焰,低着头走出会场。此时现场围观的群众纷纷向日降军喝倒彩,一些妇女甚至向他们吐口水,幸得63军的一队武装士兵,在一名军官指挥下迅速将这些日酋推上汽车,驶离会场。我当时站在会场门口,冷眼看着这一场景,感觉十分自豪,亲手报了当年差点令我丧命的一箭之仇,更没有想到从1938年我由一个毫无军事常识的普通中学生,7年后以一个中级军官、战胜国代表的身份指挥这班战败者,一扫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威风。此时缪培南将军正在会场内向参加签字仪式的来宾解释日军投降书的内容,整个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此情此景,好像昙花一现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一切是经过我中国军民八年的前赴后继、奋勇杀敌、浴血抗战所得来的。散会后,缪培南即率原东江行署所有人员,乘船去广州,我亦在送行的人员当中,缪培南走到我面前时,我向他立正敬礼,他轻声对我说要我代他向我父亲问好,随即挥手向送行人员告别。这一别也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会面,后来听闻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行营主任,缪培南曾出任行营参谋长。根据上级命令,所有解除日军武装,收容战俘及遣送战俘回国等任务,均由63军负责完成。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两次粤北大会战,广东战场主要是由广东籍军人组成的第62军、63军与这些日军血战,取得两次大捷,现在由63军亲手收拾他们,更显冤家路窄,胜利者接受失败者的投降,扬我国威。现在从化县山上仍留有当年62军、63军抗战烈士纪念牌坊,令人唏嘘不已。63军遵守国际公约,未发生过虐待战俘的事件,而日军战俘亦静静在战俘营里等候遣送回国,根管理战俘的马奋民中校和我聊天时说,一些战俘身边还带着一个或数个里面装有骨灰的骨灰盒,待回国后还给死者的亲人。此情景正中我国的一位诗人所作的诗中的两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讽刺那些在我国战死的日寇的写照。

    签字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单位。当时传闻抗战结束,各师管区将进行改编,我们除早上升旗、军队照常进行操练外,便没有任务。原有战俘营地区均成立“军政部日军战俘劳动工作队”(据说广州地方大,成立好几个队)惠阳仅有一个队,其任务是每天清洁街道及去码头、车站等地搬运物资,惠阳的劳动队设在东郊、东江边的一座三进的寺庙里。一天升旗后,我和两位同事去散步,经过该队门口,出于好奇,我们进去察看,那些日俘都立正站着。我们进到二进至三进的天井里,竟见一与屋檐齐高的旗杆,上面挂着一面日本旗,那个负责管理的日本人(像是下级军官)与一名翻译由厢房出来,向我们立正站着,我责问那个日本人是何人批准挂日本旗的,那日人只是一味立正站着,一言不发。我当即命令将该日本旗降下来没收了,并命其将旗杆拨走扛出门外扔在路边。当时曾有两个日本兵想过来帮忙,被我喝止,那个日本人扔掉旗杆后,回到原地站立着,仍然一言不发。我警告说,日本没有资格再在中国的土地上挂日本旗,以后若再犯,将严惩不贷,言毕我们当即离去。当时我确有些盛气凌人,这是抗战胜利后,我对日本人惩罚的一次小插曲,那个日本人若仍然健在的话,将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了。星移斗转不觉60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实无限感慨!

    1946年春末,接到命令,惠龙师管区裁撤,士兵一部分补充入63军,大部分改编为广东省保安团,我们野战一团团长方育新(黄埔七期炮兵科)调虎门要塞司令部任参谋长,(要塞司令为原潮梅师管区司令张宗良少将)惠龙师管区司令罗献祥调任省军管区高参,各同僚均拆散了,我被调整编64师159旅(即原64军159师)476团任中校副团长。在赴任前我回家探亲,我父亲叮嘱我当前形势国共之间可能会发生内战,若打起来其性质将与抗战完全相反,故一再吩咐我若部队要参加内战时,要立即设法离开,不要参加内战。(我父亲是老同盟会员,解放战争初期即被当时的广东省绥靖公署,以通共嫌疑,上了黑名单,不得不避居香港,并参加了党的统一战线,进行反蒋活动,解放后广东省第一届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1959年去世)

    当我秘密得知整偏64师将调往苏北鲁南一带打内战时,我即不动声色,秘密回到广州(我团驻肇庆),潜迁香港。部队出发前,发觉我失了踪,便发出通缉令,要将我缉拿归案,并开除了我的军籍,从此我便与国民党军队断绝了一切关系。

    为了生活,我湊了一笔钱,入股同中学时期的同学(他们都大学毕业)在中环租了一间写字楼,做起了进出口生意,生活颇为写意。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下旬陪送父亲回广州。当时民革主委陈汝棠动员我兄弟俩加入民革后,又回香港继续做生意,后来由于朝鲜战争,英美封锁中国沿海,尤其香港更甚,生意受阻,父兄均劝我回广州。我即从1952年圣诞节后,回广州与抗日初期的空军名将民革党员丁纪徐(他在德国留学时,与家兄同住一公寓,故我从小就与他相熟)合股开办万华化工厂,他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后丁调市参事室及市政协,工厂由我负责。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厂公私合营后,改名为“广州市公私合营万华化工厂”,我被委任为该厂负责人之一,1957年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受尽磨难和凌辱,这是众所周知的了,不想再提了。

    我在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对日军的血战中,保了一条贱命,又经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在一阵阵的叹息唏嘘中,我已进入老年暮年了。经历不堪回首,想当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我虽无什么丰功伟绩但亦经受住血与火的洗礼,自认无愧于国家、民族,对得起列祖列宗,现只希望在此和谐与安宁的社会环境中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愿在有生之年能目睹祖国统一,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此愿如足,将无任何遗憾矣!(作者系亲历日军投降仪式最后的原少校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