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建设近代都市的理想与实践


———以广州为例

李穗梅
 
    摘要:孙中山关于建设近代都市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序幕,为以后在三十年代达到市政建设的高潮做了理论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对于我们现在建设广州仍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避居上海,一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一面思索中国的发展之路。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认为,战后欧美各国必将出现巨大的生产力过剩现象,而中国经济要飞跃性发展正需要此过剩的欧美生产力,以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并制订了详尽完备的计划———《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简称《实业计划》)。其计划中关于广州的构想经孙中山及其继任者的实践,部分得到实现,开启了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先河,于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业计划》内容庞杂,主要包括六部分:计划修筑20万里铁路,以中央、西北、东北、东南和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组成一个连结全国的铁路运输体系;修建3 个世界级海港,初步形成一个渔业、海运体系;治理黄河水系,改良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开凿、疏浚运河,形成内河航运体系;修建遍布全国城乡的公路运输体系;平衡全国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分布之巨大不均;以移民新疆、内蒙进行农牧业开发和建设;开采煤、铁、铜、石油及各种特种矿;建立各种重工业和轻工业,包括钢铁、冶炼、釆矿、机械制造、造船工业及车辆制造工业,以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食品工业、服装工业、建筑行业、印刷业等;同时要特别重视农业机器的制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

    都市和港口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且都市和港口常为交通中心、商品集散地和辐射地,便于内引外连,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孙中山正是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窥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带来城市同步发展的历史必然,故孙中山在计划里把“商港的开辟”即都市和港口的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构想“于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沿海岸建种种之商业港及渔业港于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场船埠”。而结果也证明正是这些都市和港口率先开启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先声。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于南方大港建设可谓情有独钟。孙氏不仅认为:“吾人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而且对原因做了详尽的描述;“广州为不仅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迄于近世,广州实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亚洲之商业中心也。中国而得开发者,广州将必恢复其昔时之重要矣。”孙中山主张广州应在开放主义下建成外国先进技术的前沿、中国南方商业中心、中国南方世界大港,并详细拟定了建设构想:

    1、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南方大港选址黄埔深水港一带,改良的措施包括整治广州通海水道,浚深河道,使巨舶自公海直通广州城。新建之广州市,应跨有黄埔与佛山,而界之以车卖炮台及沙面水路,东段为商业地段,西段为工厂地段。他还指出广州城附近之地划定以为将来广州市用之地,地价可升至原价之十倍至五十倍。又提出建设“花园都市”的设想。

    2、改良广州水路系统。针对改良广州河汊,提出防止水灾、浚深水道以改良航行,填筑新地为耕地以助于偿还浚深水道与防止水灾的工程费用,并对改良西江、北江、东江的航行分别作具体计划。

    3、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目的在于使南方大港具深远广阔的经济腹地。提议广州为此铁路系统终点,建设广州重庆线,经由湖南、贵州;广州成都线,经由桂林、泸州;广州成都线,经由梧州、叙府;广州云南大理腾越线,至缅甸边界为止;广州思茅线;广州钦州线,至安南东兴为止。

    4、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

    5、创立造船厂。

    孙中山这一构想是希望把广州港建成为一个集航运、商业、工业中心为一体的区域经济龙头。同时,孙中山还对广州的城市建设做了具体规划。孙中山认为,城市建设不必要求统一模式,应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地理条件出发,去具体设计不同的城市建设方案。他客观分析了广州依山傍水又临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提出广州的建设应有新式市街、新式住宅、新式交通以及享乐性设施。


    在当时军阀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广州乃至广东处于在革命政权控制下,所以孙中山对广州的构想是《实业计划》中最早得以局部实施的。可以这样说,广州近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始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于20世纪三十年代陈济棠治粤时期达到高峰。

    孙中山十分欣赏西式现代城市的风格,回忆其早年在香港读书,“暇时辄信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孙中山认为,市政之最要者,则为交通之改良和街衢之整洁。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上当时广州同时为省治、县治,工商业发达,进行拆城拓路等现代城市建设成为必然。孙中山亦深刻认识到这点,在看到孙科所呈拟展拓市区图表时表示:“广州市商务繁盛,人口日增,自非展拓市区,不足以资容纳而宏远谟”。但因其时广州城分属南海、番禹两县管理,制约了广州城的发展。直到1918年10月广州城厢市政公所设立(后更名为广州市市政公所),才结束了广州市政由番禺、南海两邑附廓省城的分治历史。拆除城墙、拓展市区、发展公共交通成为了城市近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意味着广州由传统封闭式城市向近代开放式城市转变的开始。

    1920年12月20日,广东省省长公署公布了《广州市暂行条例》,规定了广州市的行政区域、行政范围、行政组织及其职权,是广州建市的依据,也是全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组织规章。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暂行条例》实施,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孙科为首任市长。广州建市,开创了中国都市建制的先河。广州市政厅成为广州地方政府建置史上第一个市政府。

    孙科上任后,认为原来市政公所的工作只限于拆城开路,过于单一,整体规划也欠周全,乃建议建立新的制度,组织现代都市市政系统,并请授予全权创立新市制。依据《广州市暂行条例》对广州的市政建设进行规划、管理,批准了工务局长程天固起草的《广州城市计划概要草案》。当时,广州市政建设的要任务仍是继续市政公所之所为,拆城墙、填濠沟、迁民居、筑道路。

    孙科首任广州市长一年半时间内,即拆除了约10公里的城墙,填了1300米旧运河,拆除3000多间房屋,在旧城墙基上建起万福路、泰康路、一德路、太平路、丰宁路、大德路、越秀路、文明路等路段,并拓宽了路面。筑路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势力的阻挠,如在拓宽长堤、西堤工程中,需要教会办的博济医院拆围墙让地,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径至市政厅威胁孙科,如不撤回拆令,停泊在白鹅潭的美国炮舰将限时轰击市政厅。孙科随即通知工务局会同财政局与博济医院协商,应允补偿医院损失,事情才告解决。
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清除水沟116条,共长53公里,录用千余名清扫工定期清扫搬运垃圾,将市区划分为6个卫生小区,每区有5人负责监督。在公用事业方面,设立邮政总局、市立图书馆等。在治安、公共场所统一管理、民众教育等方面也有举措。1923年2月至1924年 9月,孙科再任广州市长。其时,他是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的要员之一,无暇顾及市政建设,但仍为市政各局配备了有经验的专家,继续各项建设。交通方面,修建了2公里的水泥道路.公共卫生方面,定期派专家检查食用水,预防传染病;公用事业方面,修建了东山公园,规划修建越秀公园。

    1918年在孙中山倡导下建成的第一座真正具有城市公园意义的公园———广州第一公园也是广州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前,广州虽有黄埔公园、沙面租界公园,但黄埔公园地处远郊,沙面租界公园则不向中国市民开放。第一公园位于今广州市政府办公楼前。这一带在清初是平南王府,康熙年间改为巡抚衙门。后又有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位清廷高官在此兴筑衙署。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即倡议利用衙署园林改建广州第一公园。把清朝的官署改建成供民众休息游乐的公园,是一个象征民主革命意义的举措。因原址还不够大,叉征用了附近20多间民房,由杨锡宗设计蓝图。1921年10月12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园典礼,有20万市民参加典礼。市长孙科在开幕礼上发表演讲。第一公园还专门制定了参观注意事项,如规定裸体跣足者不得入内,不得践踏草地,不得擅采果木花卉等,是为广州近代城市建设中首次出现的公园管理措施。大革命时期,第一公园成为革命斗争活动的主要场所,1924年3月8日,何香凝在此主持我国首次纪念妇女节活动,揭开了妇女运动史新的一页。

    市政建设所需资金庞大,广州市政厅多次向孙中山寻求支持。孙中山不因军事压力、财政拮据而放弃,想方设法解决。1924年5月他着广州市政厅“向粤海关监督磋商”,“即行征收海关港口附加税”,“拨充该市市政经费”。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理想和“实业计划”的推出,鼓舞了广大投资者,尤其是华侨。民国初期,广州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华侨功不可没。华侨投资城市建设的项目,首先是房地产开发及城市道路建设,投资的地点最初在东山。华侨还在东山兴建学校、医院、商店、工厂等。华侨投资东山房地产业获得成功,引来更多华侨着眼于全市的房地产业投资,组建成多家房地产投资公司。除了投资房地产,华侨也致力于创办百货、服务业(主要是酒店、戏院等),为城市建设注入了活力。 1922年,美国华侨陈汉予等人发起组织了广州民星置业公司,该公司大力兴建电影院娱乐场所。美国华侨陈卓平等人则集资建成了爱群大厦。至20世纪40年代末,华侨在广州投资或自建房屋约占全市私房总数的四分之一。华侨投资创办的百货公司,其中较著名的有马应彪在长堤大马路兴建的广州先施公司,附设东亚酒店。广州先施公司设有天台游乐场以招徕顾客。1918年,澳洲华侨蔡兴、蔡昌等集资到广州西堤及惠爱路开设香港大新公司的分公司,分别称城外大新公司(址在今南方大厦)和城内大新公司(址在今新大新公司),为当时华南最宏伟最华丽的百货商店。华侨投资的市政公用事业还有广州的内河航运、出租汽车、电车和公共汽车业。后来兴建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市中心商业区等。也有华侨的热心捐资支持或投资。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瑕顾及中国,民族资本崛起,掀起兴办实业的热潮。大本营适时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法令,1923年10月,明令实施《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了有关专利法规,保护专利,奖励发明。1924年2月颁布《权度法》及其附属法令,宣布实行商标法,力图在工商管理上有所革新。5月,大本营订立管理药品规则,取缔假药生产与销售。这一时期,广州的火柴、纺织、橡胶、机器制造、造船等近代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产品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销往国内外。
大本营时期的孙中山还力图将广州打造为金融中枢,以缓解革命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整顿金融业的信用低下的状况。早在民国刚成立的1912年,孙中山便想在上海成立中华银行,他认为“兹国基大定,商战方殷,银行操金融之枢纽,为振商之要品,关系国计……值吾国工商实业尚在萌芽,轮电路矿,发端伊始,惟自有银行,始得借贷推移之便,方无艰难窒碍之虞,询乎银行之推广,刻不容缓也。”孙中山希望做一“大银行”,将“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实现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将建立中央银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亲自抓筹建工作:决定人选,制定规划与章程。鉴于广州金融业信用较低的局面,孙中山表示中央银行要“照极好的银行规划来进行”,为了筹得开办中央银行所需的巨额款项,以大本营的名义向外商借款1000万元毫银这样保证流通中的货币有充足的准备金作基础,随时可以兑现。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和大本营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工商各界人士出席了成立典礼。孙中山在开幕训词中要求大家“保护这个银行”。中央银行成立后,发行了印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由于有准备金作后盾,保证了纸币的信用,中央银行的业务广为发展,仅这一年就先后在汕头、韶州、中山、城口、坪石、南雄、潮安、梧州、石龙、三水等地设立了分行、兑换所或经理处。广东革命政府得以广州为中心,控制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中央银行成立为革命政府筹集了大量军费,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它发行的有奖公债为政府开办造纸厂、士敏土厂和制革厂等项实业,筹集了资金;它还首开了中国银行自办汇兑之先河,减轻了国人商品贸易的成本,刺激了进出口贸易。总而言之,中央银行的成立和运作,为政府管理金融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统一中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关于建设近代都市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序幕,为以后在三十年代达到城市建设的高潮做了理论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对于我们现在建设广州仍有极强的借鉴意义。